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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孙女、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大使,91岁的她诠释什么是真正的“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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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茶香。 发表于 2020-10-16 15:12:51


91 岁的张珑,独自居住在北京的 "6 号楼 " 里。
相较于上海的两栋花园式老宅,这套 35 年前分配的三居室面积小了些,却能够拥抱满屋的阳光。正是在这里,她完成了《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一书的增订工作,并于近日出版。
张珑说,自己是 " 小人物 ",过了十分平淡的一生。但屋里每一幅字、每一张画、每一尊像,都为她亲历的这个时代作了细腻的见证。看似琐事的平常,却比一般的大历史更亲切,也更耐人寻味。
「我们家宠归宠,教育归教育,规矩是规矩」
幼年时期,张珑跟随祖父张元济住在极司非而路 40 号。
这是一栋位于今天万航渡路上的三开间两层洋房,房前有一片大草地,屋后还有一个占地四亩的花园。
在张珑的记忆中,老宅没有什么豪华装修,但在大客厅、小客厅、小书房、楼梯厅,在楼上祖父的工作室、卧室里,书是无所不在的。
除了书,还有一样有趣的东西———装在墙壁上的电话。听筒可以取下来,电话却牢牢固定在高处。张珑唯一一次 " 打电话 ",是在母亲的帮助下佯装和远在美国纽约的父亲通话。她对着话筒问:" 爸爸,你那里花园里有纸屑飘下来吗?"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突袭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遭到轰炸,东方图书馆也被焚毁。众多善本书籍化为灰屑,乘着北风飘往空中,有一些落到了极司非而路 40 号的花园里。
上观新闻:在极司非而路 40 号,您住了多久?
张珑:十岁之前,我都生活在这栋宅子里。它建于 1913 年,是祖父用在商务印书馆辛勤工作的积蓄买下的地,然后请一家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房屋,屋后花园是 1923 年添置的。


极司非而路 40 号大门。
那是一所非常大的房子,但里面没有什么豪华装修。一层西侧的大客厅是祖父会客的地方,我记得在那里见过蔡元培和他的夫人,还有陈叔通、李拔可、高梦旦、沈钧儒、王云五等。我称他们为太老伯。蔡元培夫人曾是我父亲的老师,所以我称她为太先生。
那个时候,客人来家里了,我们都要正式问好,不能两眼看看就走。客人离开的时候,祖父通常会送到门口;有时候不方便,小辈就得代劳。这种对礼数、规矩的讲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极司非而路 40 号内景。
上观新闻:听上去在老宅的生活还挺严肃的?
张珑:其实并不。老宅的前面是一片大草地,草地的南面近围墙是一条长长的花廊。记忆里,我多半在前面的草地上玩。由于自幼多病,弟弟张人凤又小了 12 岁,所以幼时的我生活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之中,童年是幸福的。
不过,我似乎从小就有一种怕时光流逝而自己什么也没有做的忧思。这主要来源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自我有记忆起,总是看见祖父在忙碌地工作,或伏案写作,或看书,或会见客人,或出门办事,从未见他闲着。


1934 年的张珑居家照。
上观新闻:爷爷对您应该是特别呵护吧?
张珑:祖父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但生活上还是很疼我的。
记得以前芒果是稀有之物,一般市场上买不到。偶尔有人从南方带过来,他一定分半个给我吃。
这种宠爱跟溺爱是不一样的。有一次,祖父看见我嘴里有东西,便问我吃什么,我说吃糖,他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又含上一颗糖,他就说不能再吃了。
现在的一些老人总是很溺爱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我们家里是宠归宠,教育归教育,规矩是规矩。比方说,早晨起来,必定要到他屋里头去请安,问候 " 爷爷好,爷爷早 "。
还有吃饭。家里的饭菜并不讲究,都是些普通家常菜。从前,祖母喜欢喝一小口黄酒。除此之外,家里的人都烟酒不沾。但是,全家人一起吃饭是有规矩的———长辈没有坐下来,晚辈不可以动筷子。祖父不喜欢大声喧闹,更不愿看到桌上被弄得杯盘狼藉。凡是鸡骨鱼骨,都放在各人的盆子里,如不慎把汤、菜汁洒在桌上,就赶紧擦掉。在祖父的带领下,我们都养成了较好的用餐习惯。
上观新闻:对待外人,他又是怎样的?
张珑:工作上,祖父是一个 " 急性子 ",今天的事情今天必须办完。有人拖拖拉拉,他是要生气的。
但工作之余,祖父对家里的仆人或者其他人,都是以礼相待的,从不盛气凌人。中风卧床十年期间,帮忙照顾他的年轻人是从老家乡下找来的,没有上过学,祖父会安排他们去上夜校;身体好些了,还会主动教他们读书识字。
从前家里有一个佣人,我们管她叫潘妈。她有个儿子叫阿根,长大后来到上海,想找些事做。祖父就把他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是做小工,后来逐渐受到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一天,阿根突然来到家里,对祖父磕了个头,说他的妈妈以后要靠我们照顾了。原来,他准备去参加新四军。后来,阿根成了新华书店的领导。他对我们家一直很有感情。
「祖父是乐于拥抱新潮流、接受新事物的」
1939 年早春,张元济一家迁居至霞飞路、善钟路路口的上方花园。
昔日的霞飞路,今天的淮海中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许多极具特色的商店。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家白俄商人开的商店,橱窗里有非同一般的猫,有的在顽皮玩耍,有的在晒太阳,还有一只猫,浅灰色的皮毛、金银眼,煞是可爱。
在霞飞路上,也有不少西餐厅、西饼店,有一家的花生糖又油又酥。张珑说,历经几十年的风雨,这种独特的香味还可以在一些老字号里找到痕迹,但在当时,却很少飘荡在崇尚简朴的张家。
上观新闻:全面抗战爆发后,家里的生活是不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张珑:确实,伴随时局变化,家里的生活变得拮据,决定售出极司非而路 40 号的老宅,转而租住上方花园 24 号。


上方花园 24 号外景。
祖父一向崇尚俭朴,经常教育我们要反对奢侈浪费。所以,不管搬到哪里,勤俭持家之风一直贯穿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
举一个例子:我们家里绳子、纸片都是不允许浪费的。祖父的书桌里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放绳子,凡是有包装物品用过的绳子都会绕起来放入抽屉以便重复利用;大小纸片也都收起来,用以写便条、记事等。
祖父广交四方人士,每天都能收到大量信件。他总会把信封积累起来,过一段时间就让家人做一次 " 翻转信封 " ———先把信封拆开,再翻过来叠平,用浆糊黏贴,然后用书或其他重物压上,待浆糊干后即可重复使用。如今细想起来,祖父当年收到的信中不乏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来信,如梁启超、熊希龄、傅增湘等。
上观新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元济先生总是一袭长衫、一双布鞋,嗜古籍如命,是一位典型的旧学家,但他又自称 " 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 "。新与旧、中与西,在他身上是怎么体现的?
张珑:祖父的卧室里有许多摆设,多半是他去国外考察时带回来的。记得壁炉前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有地球仪。那是一个饭碗大的地球,可以转动。我每次走过旁边,都要把它转动几下。
祖父在家里宴请客人的时候,往往喜欢用西餐款待。商务印书馆请客或过年时宴请股东,常常会安排在福州路上的一品香、东亚饭店等举行,那些都是当年吃西餐的地方。
祖父自己的用餐方式也是西式的,所用餐具很特别:中间放一只西式大汤盆,左右两边放筷子、刀、叉、匙,还有餐巾。比较大的食物,如猪排,他绝对不会拿起一整块来啃着吃,而总是用刀叉切成小块后食用。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祖父是乐于拥抱新潮流、接受新事物的。他不但 " 富于新思想 ",而且 " 能实践新道德 "。
上观新闻:你们也是在上方花园 24 号迎来了上海解放?
张珑:上海是 1949 年 5 月解放的,那时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
战斗先是在外围进行,但在市内能够清晰地听见枪炮声。一天,我们弄堂里来了许多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坐在地上,军衣破烂,军帽歪戴,神情潦倒。大家对这些败兵都很害怕,生怕他们肆意抢劫,故家家门户紧闭。
又过了些日子,上海市区解放了。那一夜,枪炮声彻夜不停。第二天出去,可以看见铁门上都有刺刀痕,但马路上特别安静,每个路口都有解放军战士站岗。那些战士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令人很有感触。
上海解放后,常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来我们家。之后,祖父一改几十年不涉足政治的惯例,欣然参加了多项政治活动和重要会议,为上海解放初期的稳定秩序、恢复经济献计献策。
1949 年 9 月 6 日,从上方花园 24 号出发,祖父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在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中,祖父的年龄最长,他也是大会推举的 89 名主席团成员之一。这是我们家最大的光荣。


1954 年拍摄的全家福。前排:祖父张元济;后排左起:张珑,父亲张树年,母亲葛昌琳,弟弟张人凤。
1959 年 8 月,祖父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他在自挽联中这样写道:"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为人之道」
除了世代书香的熏陶以及长辈的言传身教之外,张珑的个人成长亦得益于近代教育的滋养与规训。
在中西女中的那几年,是张珑度过的 " 最幸福的时光 "。尤其是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令她受益匪浅:
一个是每周五全校师生都聚集在大礼堂,观看一些班级表演的节目,可以是唱歌、弹琴,也可以是演出短剧。另一个是制作年刊《墨梯》。《墨梯》是从中西女中的英文校名音译而来的,寓意求知之阶梯。每个班在毕业时都要出这样一本年刊,内容包括中英文的小品文章、绘画、摄影作品等。
" 兴趣教育 " 的背后,是更高标准的全面发展。当时,其他中学以 60 分为及格分数线,中西女中却把及格线定到了 70 分。经由师生的共同努力,张珑和全班同学都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上观新闻:中西女中的教学,不只是 " 好玩 " 吧?
张珑: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学习充满乐趣。而且,学校没有期中或期末考试,也不会因一次大考而定终身。平日的小测验、作文等都算分数,累计起来的平均分数就是这门课程一个学期的成绩。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耽误正课的学习,而是在启发式教学下养成了自觉学习的习惯。
记得有个同学常把 " 染 " 字里的 " 九 " 字部分写成 " 丸 ",多了一点。为此,国文老师特意在黑板上写下 " 染 " 字,并强调 " 染店里是不卖丸药的 "。从此,班上再也没有人把这个字写错了。这可比写错一个字罚抄 100 遍的惩罚要高明多了。
当然,诸如历史年代、地理名词和化学公式也是要牢记的,语文课上的范文及重要诗词、英语课上的文学名段也是要 " 死记硬背 " 的。这是学习的基础。
上观新闻:中西女中对英语应该也很重视?
张珑:是的,我们每个学期都要读一本英文原著小说,如《海蒂》《小妇人》《大卫 · 科波菲尔》《傲慢与偏见》《简 · 爱》《双城记》等,后面还读了莎士比亚的原著《威尼斯商人》《麦克白》和《王子复仇记》。莎翁著作中的一些名段,是要求背诵的。
语法是在讲解课文时一起讲的,没有专门的语法课或语法书。教授的方法是由老师挑重点的章节讲,其他部分都作为课外阅读。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对重点章节有确切的理解,也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掌握小说全貌,不至于碎片化。
和现在通行的英文课本不同,中西女中的老师从不提供词汇表,所以我们就得学会查字典。许多词汇是在遇到很多遍后由陌生变熟悉、自然记住的,而不是死记硬背。
我一直认为,语言是有声音的。学语言要从两条途径入手,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耳朵。如果只用眼睛,只是单方面强调语法分析,像学习公式一样,是不够的。


1947 届中西女中毕业生合照,后排中间女士为校长薛正。
上观新闻: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素质教育。
张珑:素质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点点滴滴具体要求积累起来而形成的。在中西女中,相关要求会落实到校园学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比如,出门时,遇到另一个人也要出去或有人要进来,应礼让他人先行;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住嘴鼻;在教室、图书馆等公共场合走动时,要踮起脚跟,更不可大声喧哗。
在卫生方面,学校也有严格要求。中西女中有专门负责打扫卫生的佣工,但每天早上起来打扫宿舍是我们学生必须做的。铺好被窝后,上面必须盖上一条白色的床罩;被单、床罩每周应当换洗一次。凡是不能放入五斗柜的物件,都应归入壁橱,且必须码放整齐。
每天我们去上课后,训育主任会逐间检查。发现有不整洁的屋子,学生是要 " 吃大菜 " 的。" 吃大菜 " 就是被叫去批评一顿。这些细小要求的指导思想就是处处为他人着想,不可只想到自己的方便或好恶。
今天,不少孩子一踏入小学就开始 " 苦读 ",既没有什么玩的时间,也没有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连生活能力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为人之道。但在争取高分的重压之下,它被挤到了较低的位置,这是不是应该反思?
「普通人也可以为长长的历史画卷提供丰富的色彩」
大学毕业后,张珑前往北京大学西语系执教。
初到北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座城市的古老。当时,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还没有修缮,长城更是罕有人踪。登城远望,但见幽幽天地之间无际的景色苍茫。那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更是让人顿感个人是多么渺小,又和历史是那么贴近。
在北京,张珑与李瑞骅相知相恋。一个学文,一个学工,一个是温和娴静的大家闺秀,一个是多才多艺的归国学子,琴瑟和鸣、珠联璧合,携手走过了 55 个春秋。
上观新闻:从上海到北京,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触?
张珑:20 世纪 50 年代的北京,很有尊重知识、诚信高于金钱的古风,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次,我和朋友慕名进入一家店里选购布料。我挑了一段锦缎。付钱后,我又看上一段驼色的料子。正想买的时候,店主却道:" 这段料子年头久一些,有点糟了。" 说罢,在角上轻轻一撕,果然撕出一个小裂口。店主说,因为看我们两人都带着北大校徽,是大学老师,故而进此言。
上观新闻:后来您转入建筑行业工作,成为《中国建筑》英文版的创办人和主编,挑战是不是比想象中更大?
张珑:从教了 20 多年大学英语的人,一下子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里,确实如同堕入雾中。
好在建筑施工是非常具体的,可以用肉眼去观察。于是,我抓住一切机会去工地学习调研,还壮起胆子爬上脚手架,看砖墙是如何垒起来、混凝土是如何搅拌的、模板是如何安装的、楼板是如何顶升上去的……其中的理论当然不能完全掌握,但表面的皮毛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
印象最深的一个工作是编写中英文对照本《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正式出版《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
那时,中美之间恢复往来不久。中方专家提出的有些词汇,美方专家很难理解;美方专家提出的有些词汇,中方专家亦感到陌生。一词之微,往往要反复研商,才能让对方明白其中的准确含义。
为此,中美两国政府决定启动这个合作项目。第一步是双方各拟出一定数量的词汇,然后从中协商筛选。我们几个人接受任务时充满热情,但多少也有点天真,甚至有点傻气,一下子列出了 3000 多个词条。最后,双方经过反复协商和删选,把入选的词条定在 1000 个左右。
编撰中英对照本词汇,并不仅仅是用两种文字对一些用词作出解释,还力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中美两国的窗口。
比如,中国园林设计方面有一个词叫 " 借景 ",是西方文化中没有的概念。" 借景 " 的大意是指,一个园林之外有一个宝塔,远处还有一座山,就把这些景借到园林里来,丰富园林的层次。美方一听解释觉得有意思,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英文词可用,就按字面直译,并加上引号。
美国方面也有许多词汇,我们一开始不是很了解。比如高层建筑,多少层以上算高层,这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1984 年,张珑在纽约与美国同行讨论工作。
上观新闻:您的先生李瑞骅是建筑领域的专家、新中国钢结构事业的奠基人。从他身上,又能学到什么?
张珑:瑞骅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多伦多大学土木系深造。1952 年,他绕道美、欧、亚 11 个国家归国,随即投身建设新中国。
1958 年,中央决定建造人民大会堂。其中,大会堂 60 米跨度的屋盖、16.5 米的悬臂看台以及 48 米跨度、148 吨重的宴会厅钢结构桁架,是必须啃下的 " 硬骨头 "。
在当时的背景下,既要采用国产钢材和施工设备,又必须确保安全、效率与质量,还不允许有浪费,对瑞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他敢于担当、勇挑重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按时完成了任务。


1956 年,张珑与李瑞骅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游览。
我们两人都出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虽然成长过程各有不同,但我们都是小石子,在风雨中被洗刷、被打磨,同时也被抚育、被滋养。
有时候我也想,有几个人能过不平凡的一生,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来呢?绝大多数人过的不都是平凡的一生吗?但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说是一部小小的历史。
正如千百万细小的水滴汇成了浩瀚的大海、千百万细小的沙粒组成了广袤的大地,普通人也可以为长长的历史画卷提供丰富的色彩。
我和瑞骅亲历了中国由弱变强、由彷徨迷惘走向充满自信的时代,能在这样一个伟大复兴的时代画卷中做一滴小水珠、一颗小沙粒,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张珑
1929 年出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教于北大西语系,后任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中国建筑》英文版的创办人和主编,被誉为 " 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使者 "。
栏目主编:龚丹韵 本文作者:夏斌 题图来源:上观图编 图片编辑:朱瓅
正文图片由商务印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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