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视角：鸦片战争后的通商赔款，差点盘活了清朝的财政与经济

黎小宝

美股熔断，原油期货跌为负数，一个又一个的财经新闻炸开了锅，从而也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下行的热议。其实古人早就说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用在鸦片战争后的清朝财政上极为恰当。当中英签下赔款条约后，清政府似乎找到了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并在短暂时期内，将财政收入提高到“康乾盛世”都难以比肩的顶峰，若非20世纪初的对外战争失利，很可能造就一个颠覆封建王朝认知的财富神话。

清朝的财政下行
清政府所遇到的财政危机并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是出现在嘉庆帝继任之初，始作俑者就是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在四川、湖北、陕西一带的白莲教叛乱。
这种以宗教异端信仰为纽带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被总称为“会道门”，这种组织叛乱往往带有诸多原因，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元末的红巾军，这是在中央朝廷财政崩溃后，将压力分摊于民间而造成的叛乱，前者以“太平道”为纽带，后者以白莲教为纽带。而清朝的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并不是财政崩盘的后果，它们的爆发带有思想启蒙与民族偏见的原因。

但无论起因如何，会道门与一般的农民起义不同，严重的精神信仰，会将人们带往另一个极端——比中央朝廷更具凝聚力的政权形式。所以中央集权必然不允许会道门的出现，当它处于萌芽状态时，政府就会施行强力的打击，这种打击更加激化矛盾，从而催生出大规模的叛乱。
“嘉庆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清史稿·食货志》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拖了九年之久，政府为了镇压耗费了两亿两白银，所以嘉庆皇帝给和珅定罪时，还不忘加上督战不力的罪名。

乾隆帝在“退居二线”的时候，留给嘉庆帝的是七千多万两的国库积累，也就是说嘉庆帝给乾隆爷收拾烂摊子还要倒贴一亿三千万两。
有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话是不错，据《庸盦笔记》估算，从和珅家大概炒没了两亿三千万两。看着几乎持平了军费，但在清朝，大臣炒家所获几乎都是收归内务府的内帑当中，这与国库无关。

而且乾隆留下的烂摊子中，亏空数目也是相当惊人的，嘉庆四年彻查亏空后，从众多官员家中查没的财产，大部分用于贴补前朝的亏空，几乎是“收支相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嘉庆吃饱了，朝廷还饿着肚子呢。面对巨额的军费开支，清政府不得不征收特别税，镇压白莲教的几年间，清政府通过捐纳等制度，勉强补进了三千万两的收入，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清初在江南地区实行了比较严厉的催科制度，这是对江南税收的一种考核，规定了十成的考核标准，征收不足十成就要被参罚。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江南缙绅豪强凭借权势与地方官府周旋，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税收钱粮。所以顺治年间，就针对江南“漏税”问题制造了奏销案，一直延续到康熙朝，严厉打击了江南士绅官僚。
可到了乾隆时期，这种拖欠赋税的情况再次蔓延，乾隆皇帝并没有顺治、康熙的魄力，再者国库丰盈，以至于睁只眼闭只眼的不予理会。

“十七年，户部综计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之数，安徽、山东各四百余万，江宁红苏各二百余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翻南、湖北积欠百余万、数十万，数万不等。”——《清史稿·食货志》
到了嘉庆时期，这种问题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并且蔓延至全国各地。如嘉庆十七年（1812年），安徽、山东各欠税四百余万；江宁、江苏总共欠税二百余万，这对拮据的财政来说，可谓是不小的冲击。嘉庆帝尝试以“斩首”来威胁地方官员，但收效甚微，好在是战争已经结束，财政压力降低，斩首的口谕也就不了了之。
在平叛白莲教之后，清朝的财政进入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四千万两左右的年均财政收入，仍然能够满足帝国的正常运转，只不过是“穷”罢了。只要没有较大的动作，清政府依旧会平稳的运行，就好比一个人的事业遇到了瓶颈期，撑不死、饿不坏。
赔款通商如何激活了财政
从嘉庆帝即位，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熬过了44个穷困的年头。鸦片战争不同于镇压白莲教，因为镇压性质的战争往往是一种财政的自我调节，政府可以通过战争拉动经济。而鸦片战争除了军费开支以外，还需要实打实的向英国支付巨额赔款，这个款项是单一的流出项，并不能产生拉动经济的效果。

税收结构的变化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统计的军费开支为一千多万两，这与镇压白莲教相比并不算多。但需要实打实的支付两千一百万两的赔款，加之广东省核销的三百万两经费，整场战争花费了近四千万两。虽然赔款一项是分期支付，但对原本稳定的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而压力并不等同于伤害，反而成为激活清朝财政的关键一环。可以说战争赔款给清政府带来的压力，伴随着打开国门的“机遇”，为财政摸索出一条坦途。
随着海关的打开，清政府由闭关锁国走向了开放，与外国的贸易额呈直线上升。贸易额的增长又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直接影响就是政府的关税收入跟着大幅度增长。在通商之前，清政府仅拥有广州十三行，作为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微薄的税收也是合并在内地的税收当中，也就是说清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海关。

鸦片战争后开关通商，使之成为关税稳步增长的基础，并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到了清末甚至超过了土地税的收人。咸丰末年，海关关税为四百九十多万；到了同治末年，就已达到一千一百四十多万；光绪三十四年则达到三千二百九十多万；即使是宣统末年，海关关税也创收了三千六百一十七万。由此再看鸦片战争中的四千万开支，关税就足够弥补。

与此同时，海外贸易间接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个间接影响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关税。它促进的是社会的转型，“士农工商”的传统排位在此之后发生了转变，工商业的活跃从而带动了另外一项重要税收——工商业税。
这两项都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成为清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撑。当农业受到战争的破坏时，传统的农业税根本无法维持原来的规模，如果再遇到极端的气候，农业税就会大规模的缩水。

比如光绪继位之初，就发生了百年不遇的“丁戊奇荒”，当时的户部上了一个条陈，称以前每年的农业、土地税收入能够达到三千四百多万两，但光绪元年（1875年）的实际收入为一百四十五万两。这对财政来说是致命的，明末的“穷”就是自然灾害与战乱导致的，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帝国的根基。
即便风调雨顺的年份，清末的战争开支也是传统农业税无法支撑的，所以清政府的财政税收开始与西方同步，向工商业倾斜。比如新税目“厘金”，就是以商人的财产为基数，按百分之一的税点收取。

清政府在财政拮据时，也尝试过很多传统的方式，如加重盐税，增发纸币和大面额钱币等。但事实证明，这些旧模式的财政手段，只会添乱，并不能成为拯救财政的良药。到最后，真正能够帮助清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还是关税和商业税这些近代化的税种。
国际金融手段的运用清朝后期，给清政府造成严重内伤的，是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它在当时最富庶地区爆发，对财富与粮食的洗劫远远超过当初的白莲教，清政府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将其镇压。

更要命的是，捻军席卷了北方，几乎在同一时期，与南方的太平天国交相呼应。从咸丰三年(1853年)持续到同治七年(1868年)。它的破坏力虽然不如太平天国，却将混乱的局面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范围。
与此同时，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民暴乱也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爆发，持续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方才结束。
这三场动乱虽然不是财政崩盘带来的恶果，却在镇压的过程中伤及了清政府的元气。它对清政府财政的破坏之剧烈，已经超过了原始农业型财政能够承受的极限。

自金田起义之后，清政府投入了二千七百万两银子，但仍旧没能阻止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围攻南京期间，江南大营每月军费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每月军费三十万两，也就是围攻南京一年就要花费一千万两。直到太平天国灭亡，围绕南京的军事活动持续了十二年，这就是一亿两千万两的花费。两营之外，两湖每年也要各自支出四百多万军费，这还不包括外围的军费开销。

到了同治中期，各路核销的军费统计已经达到了四亿三千二百八十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这样的消耗规模，翻看历朝历代，必然引起全面崩溃，对于清政府而言，这也绝对伤筋动骨，但最终还能顶住压力，成功镇压，可谓是前无古人。
我们在抨击鸦片战争的赔款、造成的贸易逆差、鸦片对国民的荼毒、甚至是清政府征收的“洋药”税时（针对鸦片交易的税目）。也不得不承认，这场战争给清政府造成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当清政府经受住三次内乱的冲击后，也证明了近代化财政模式，远比旧式财政模式强大。所以清政府尝到甜头之后，对近代财政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摸索，其中最重要的并非关税和工商业税，而是“国债”与“信贷”的国际金融手段。

在旧式的财政模式下，当王朝在战争进行时，由于开支过大，无疑是通过加派农业税、土地税、清仓垄断产品、卖官鬻爵的方式，增加朝廷控制的钱粮；当纸币产生后，宋朝以后的政府也会通过货币手段，从民间抽取更多的财富，这就是支撑战争最传统的方式。所以旧财政模式下的政权，往往是财政崩盘后的内忧外患一同爆发，从而加速政权的覆灭。

而当清政府进行近代财政模式的摸索后，学会了用国际金融手段进行资金筹集。战争期间无需向民间增加过重的负担，而是通过发行国债，或者对外寻求借款，用以维持战争需求和财政的健康发展。
当战争结束后，政府再慢慢摊还，这种方式可以避兔政府在某个时间段负担过大，从而转嫁负担到人民的头上，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这种手段最早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由苏州、松太道的地方政府，向洋商借款十二万七千七百两，用于镇压当地的小刀会。这使清政府在军费开支暴涨的时期内，还能获得比之前任何时期都灵活有效的财政能力。

随后这种手段就被推广开来，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军费不足，两广总督黄宗汉向美国旗昌洋行借贷了三十二万两白银，用于和英法作战。
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公元同治四年（1865年），粤、闽、苏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总共向外国借贷三百万两。这里虽然存在不懂规则而被欺诈的部分，但总体上还是较好的解决了燃眉之急。救急如救命，正是有了财政上的灵活度，才有了社会重归稳定的可能。

放眼整个清末财政，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借贷思想是灵活和谨慎并存，所以在风险控制和激活财政上都展现出“中兴”的潜质。
我们俗称的“中兴四大名臣”，都是善于国际金融手段的理财专家。如镇压回民起义、新疆阿古柏叛乱的左宗棠，平叛期间一共举债六次，分别向上海的恰和、东方、汇丰等机构借贷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其中筹集军费占大头，还有一部分则是为了将原来的借款延期，可以说是把国际金融手段玩的炉火纯青，这也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重要支撑。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共计支出了三千多万两军费。为了补这个财政漏洞，两年内连续向英国银行机构借贷了一千二百六十万两，借债金额总体控制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并没有造成系统性风险，反而增加了军事和财政的灵活性。
当财政逐步向关税、工商业税倾斜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稳步增长的。当突发的战争来临时，清政府又能够通过借贷缓解财政压力，这种良性的循环下，清末的财政状况其实达到了历史性的巅峰。

光绪十七年（1891年），除了洋务运动的工厂收支未计入财税外，清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八千九百多万两，财政开支为七千九百多万两，总体上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农业土地收人不再一支独大，已降至二千三百多万两，而关税收入达到了一千八百多万两；商业税厘金为一千六百多万两，这就极大的优化了清政府的财税结构。

在近八千万两的支出中，军费占比最大，总计支出了三千八百多万两，这主要花在了近代军事建设上。而支付的债务和战争赔款，总共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一两，也就只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这就说明了国际金融手段的灵活性，能够使清政府的财政具备更大的弹性。
其实，历史课本上将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一个起点是有道理的。从这一年开始，在西方的冲击下，除了战乱的影响，清朝已经开始拼命的向西方学习，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虽然打开国门后，造成了贸易不平衡，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但随之而来的是外来资本的增加，填补了清朝巨大的贸易赤字。并且将南方省份变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社会，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然而在资本运作中，封建政府不可能甘愿做一位“守夜人”，政府需要参与到工商业中，除了税收之外，就是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和工厂。这确实也抑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毕竟站在资源整合的食物链顶层，当然也是最有效的强国手段。
所以参与近代化进程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人群，一类是清政府上层较有远见的官僚，一类是东部沿海地区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的普通民众。

第一类人凭借资源优势，掀起了近代化进程的第一次浪潮；第二类人则成为第一波浪潮的接力者。此时的政府已经乏力，但构建了主题框架，民族资本在“旁观者清”的状态下吸收了大量的养分，于第二次浪潮中开花结果。日本的近代化就是这种模式，最初是政府主导，随后民间完成接力，进人更加自由的经济时代。
清朝的近代化问题并不在于第一波的洋务企业，而在于第二波的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完成接力。这并不是洋务运动本身的压制，而是主导这场运动的封建官僚，并没有按照新商业模式转换头脑，这才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是人的问题。

除了人的问题之外，20世纪初的外部环境也并没有给足清政府时间，导致清政府主导的近代化没能跑过列强崛起的速度。如果清政府能够得到更长时间的统复，建立一套自好的财政体系和经济体系，以此为基础加强军事建设，完全有希望完成近代化的转型。但随着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的步步蚕食，最终由辛亥革命走向共和，清政府的努力与尝试就被定格在史册之上。可以说清朝的灭亡，使我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再也没有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参考史料：《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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