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参加央视财经云直播：三箭齐发财政政策如何“撒钱”？

两只青蛙呱

来源：新供给经济学论坛

本文系贾康先生2020年3月30日参加央视财经云直播的文字实录
张琳：Hello，大家好！又到了21点15分，欢迎大家准时收看《财经云直播，全球交易市场直击》，我是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琳。
新的一周又和大家见面了，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做到了第20期了，都超出了我自己的一个预想。但是说实话得到了很多网友非常积极的一些反馈，在这里张琳要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和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关注。
我们今天要说财政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在过去将近三周的时间内我们关注了方方面面，其中从美联储引发的各国的货币政策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大家都在说各国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效应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关注点更多的要转到财政政策上，那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3月27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其中提到要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还有增加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规模。可以说这是接下来大家普遍认为财政政策发力的三个主要的方向。那到底什么是财政政策，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它到底对接下来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和国际上现在欧美的一些做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之处。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我觉得是这个方面最有话语权的一位嘉宾。来，让我们联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老师，贾康老师，你好。
贾康：你好，大家好。
张琳：感谢您来到我们今天的云直播。因为您是这方面的大咖，您最了解了，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个基础性的科普方面的介绍，财政政策究竟包含哪些方面，它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些货币政策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效果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贾康：好的，谢谢张琳。各位朋友，我先说说这个题目，财政是什么呢？我们学术上讲，财政是以国家各级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如果把汉语“财政”这两个字拆开再合在一起，我愿意把它表述为“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一个分配体系。以政控财是说这个国家各级政府，有自己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治权力，凭借这种公共权力来控制社会总产品中的一部分，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这都是以价值形态的财力为表现的。以政控财前半句说完了以后，拿这个财力控制了以后做什么呢？要以财行政，就是支持各级政府去履行自己应履行的职能。行政主体要做的任何事情，大到国家安全，国土整治开发，小到我们老百姓现在实际上都习惯了、大家都认为有必要、但平常也不会太在意的，比如说夜间我们建成区的照明，路面要硬化，路标门牌号码要有标识，所有这些东西没有财力支撑都是做不出来的，而且这些东西我们学术上讲它叫“公共产品与服务”，它很难按照厂商投资取得回报的一般的方式去提供。比如说路灯照明，要想说谁作为一个企业提供了照明以后，如何来取得投资回报呢，它就要对照明带来的那些受益人去收费，但要把这个收费真正收到手，那个管理费用之高会使这些厂商望而生畏，这种事情只好政府来做，政府做，就得用它能筹集的税金和其他一些收入，安排建设、运营支出，这叫做以财政分配的渠道来解决这种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所以，把这个“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理解为处理公共事务的一个资源配置，我们就会抓住它跟一般的收入分配呀、厂商行为、企业行为的区别了。
在这种政府要做的一些分配事务里，如果讲它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跟它具体的这些业务相关的所有的方针、准则，都可以称为政策，这些业务如果我们把它简要勾划是怎么说呢？是四个字，叫“收、支、管、平”。各级政府都要有组织收入的业务，这是财政分配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然后还要有把这个钱拿到手以后花出去，这叫财政支出，支出就是我前面已说到的要把钱“用到哪里去”呢？用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那些具体的事项上去。收和支都要有政策的，比如这里面的税收有政策，跟企业的具体的社会保障相关的、财政也要跟其他部门协调的那个“五险一金”，也是跟收入大概念有关系的财政也要去在政策上加以协调的事项。收的这个角度，当然细化后还有其他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现在为数还不少的行政性收费。税收、非税收入，都有政策。支出这方面，所有的支出都要依据我们的政策取向来安排，比如大家关心的民生，这里面包括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还有就业，劳动者劳有所得。所有这些事情财政要配什么？有一些支持的项目等等，是要用钱的，那这就成为财政的支出安排里也要有政策的具体内容。还有就是管理，收和支按一般我们家庭理财中大家的常识，是说得考虑日子得过下去，让它可持续，家庭一般认为就是尽量不要欠钱，欠了钱你得考虑怎么还，财政也有这样的道理，就是在管理这方面，怎么样掌握好相关的一些方针政策。我前面说到家庭一般的常识认为最好能够以收来满足支出需要，在收支对称上来说，就是不要打破它的平衡。所以，管理后面跟着还有一个平衡，财政也有这个道理。但是财政发展到现代财政，概念里这个平衡现在有这么一种认识，就是把赤字当作工具，追求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供需平衡和整个经济运转的平衡这样一个理念，那就不要太计较财政每个年度收支它到底是不是平衡，如果每个年度收支平衡，就没有赤字概念了，而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要讨论财政的赤字问题，赤字也是一种财政政策。这个赤字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年度它的收支两项对比之下，是入不敷出的。
张琳：多花一些。
贾康：入不敷出，就得把这个缺口用红字记在账本上，这是过去的传统，现在电子记账并不一定说拿笔去写了，但是它这个数字是要体现在咱们的电子账薄里的，仍然把它称为“赤字”。这个“赤字”按照现在财政学一般来说大家认同的看法它是一种政策工具，所以，就跟刚才你说到的政策这个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今天我们的讨论里会说到的赤字率，你刚才已经提到了。
张琳：对。赤字率，说要适当提高这样一个赤字率，我看到很多专家现在也有一些讨论，我看到有的说建议提高到3.5%，也有说可以提高到4%的。我们知道3%应该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个警戒线，您怎么看待适当提高，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我们要怎么做？
贾康：这个事情再多说几句，刚才小张你说到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曾经是有这种说法，后来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一步把相关的情况做了梳理，发现这个话说得过高了。它确实有一个警戒线，主要是在欧盟成员国签它的马约的时候，划了这么一个整数关口的3%赤字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但它并不是所谓国际公认的，在美国那边美国不认，到了日本那边日本也不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认。欧盟成员国认，它执行得怎么样呢？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个3%赤字率的这样一个警戒线，在欧盟成员国里是全面失守，它的带头大哥德国、法国也没守住。当然，它这个警戒线还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哪儿呢？比较简单地说，这些原来各自都有货币主权的欧洲国家，他们后来让渡了自己的货币主权，加入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成了一定气候的欧元这样一个欧洲货币体系。
张琳：欧元区。
贾康：欧元区它的运行中就要有一个欧洲的央行，各个国家都服从这个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调控。刚才你也提到了货币政策，它是什么？货币政策简单说就是掌握着整个经济生活中间以货币来代表的所谓流动性，各种交易活动的媒介，各种经济生活中间的在交易便利这方面，需要有货币信用做媒介的这样一个所谓流动性的供给，闸口是在央行那个地方由它来调控的，各个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让渡自己原来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主权，在很大程度几乎就放弃了他们自己原来这种货币主权，而服从欧盟的那个统一的央行对于货币政策的调控。同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些欧盟成员国在财政这方面，原来仍然是有它的主权的，如果对这个主权不做一定的调整，即也要让渡一些财政主权的话，就会造成在欧盟成员国之间谁占便宜谁吃亏的一种考量。假定说某些成员国它一个劲儿的来发债、打赤字，债台高筑，赤字率居高不下，这样它手上的流动性多了，它可以更多地花钱了，似乎在一段时间里日子好过，但这是积累了整个欧洲已经形成的货币联盟所有成员国面对的一个风险因素，这个风险因素如果抬得过高了以后，它会反过来使这个欧洲货币联盟的稳固性受到威胁。这就是各个成员国在服从欧共体央行调控的同时，还必须要有财政纪律，要让渡一些自己的财政主权来顺应欧元共同体它的这样的一个可持续性的需要。那就不能让有些国家无所顾忌一个劲儿地举债，太占便宜，因为举债主要是弥补赤字的嘛，把这个赤字率划了一个警戒线，3%，大家要按照这样一个财政纪律来协调各个国家的财政分配行为，是这么一个来由。
这个3%到欧盟那边，有这么一个马约的明确规定以后，大家注意到了，有些人就说这是国际公认的预警线。但后来发现美国人从来不遵守、不考虑什么3%的限制，在金融海啸上升为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它的赤字率曾经高到接近10%。当然，是调控需要的情况下它不惜把这赤字率抬得相当高，过了那个劲儿以后，它这个赤字率又往回调了，但它平时是从来不考虑所谓3%的预警线的。日本就更特殊了，日本的公共部门负债率也高得离奇，但它有它的特殊情况，这个公共部门负债率跟赤字率有一定关联，因为负债是弥补赤字的一个重要的筹集资金的来源，日本那边它也从来不考虑什么3%的赤字警戒线有什么约束意义，它也不考虑欧盟跟3%的赤字率这个预警线同时推出的公共部门负债率60%那个预警线。日本在这么多年看下来，它的公共部门负债率是高达200%以上的，高的时候接近250%，这有日本很特殊的情况。我们今天先不展开分析日本的情况，只是说明就是所谓3%的赤字率，它不是特别由什么严格的学术论证形成的一个所谓国际公认的预警线。
张琳：所以，它也不是那么一个必须的红线？
贾康：对，也并不是说多么不可逾越的一条绝对的红线，绝非不可逾越。它是欧盟维持财政纪律的一个整数关口。
张琳：您已经介绍了这个3%是怎么来的，回到目前我们自己的赤字率，状况是怎么样的，接下来要适当扩大会有多大的空间？
贾康：这个问题在中国来说，咱们稍微做点回溯：中国在过去传统体制下，是认为应该坚持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不打赤字的，那就是在财政政策上不奉行赤字政策，并不把赤字作为一个可运用的工具。到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实践中间有很多的矛盾，逼着中国出现了连年赤字的情况，理论上有一段时间就回避这个问题，也不去争议，实际上不得已出现了连续多年打赤字的局面。再往后来，就有学者开始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也是理论联系实际地来说，赤字它作为一个政策工具是可以考虑的，赤字服务的是全局的平衡，而不要太在意财政自己收支账面上短期的平衡，和直观看起来财政不发生赤字的那种平衡。这个政策理念在中国我观察，实际上是相对普遍地被接受了，我们这些年，一直到了千年之交之后，赤字有高有低，但是总体来说，每个年度我们看到的财政部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报告，还有最后的决算，它都是会有赤字概念的，都是发生赤字的。那么实践上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中国的管理部门，它无形中可以认为，其实是把欧盟这个3%作为一个在中国可借鉴的控制关口。
张琳：参照系。
贾康：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参照系。这些年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少看到在全国两会上公布的年度预算收支安排里把赤字率放到3%以上的。我的印象里曾经有一年算账是3.1%，那是当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比较严峻的一个形势之下曾经有过，那年实际执行的结果是3%，就压在这个整数关口上了。
张琳：所以，今年又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了。
贾康：对。我们上一年公布的时候是2.8%，今年就是你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些学者在议论中间现在已经说了，要不惜把赤字率抬到3或者更高一些。
张琳：对。您觉得呢？
贾康：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张琳：以您的意见，您觉得多少是合适的？
贾康：我觉得有这个必要，那么多少是合适的呢？因为我现在并没能接触到很全面的相关数据，我的感觉就是有关管理部门还会相对谨慎地处理这个事儿。财政部门总是要特别强调瞻前顾后，如果今年放在3%以上、比3%高一些的话，我想是合乎当下我们应对经济下行、特别是疫情冲击带来的应给经济升温的客观需要的。但是很可能呢，不会像有的研究者建议的那样，一下提得非常高，好像有人觉得不到3.5%根本就不够意思，是不是再高一些，甚至有人说到4、到5又怎么样，我个人感觉，因为我在财政系统里做研究，过去还是有多年的一些感受，财政管理部门它本能地会希望积极还要加上稳妥，赤字率适当提高，突破3我认为完全有必要，但是不是今年就能够到3.5以上，我现在还感觉——这只能是直觉了，未必能到3.5以上更高吧，会考虑其他的一些措施同时匹配着来实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所作为。像刚才你已经谈到的特别国债，这个概念就很有意思。它跟赤字有关。
张琳：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咱们再来说特别国债，就是财政赤字一般增加的这些可用资金会用于哪些方面？尤其像您刚才也提到的亚洲金融危机，包括这次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些增加的赤字大概率会用在哪些地方？
贾康：这也是一个过去很多人提出的问题。应该这么讲，赤字是在整个收支盘子两相对比以后弥补入不敷出的缺口。所以，以赤字把这个缺口补上，你不能说这个缺口补的就是这个结构里的哪一块，它实际上是支持了整个收支盘子它通盘结构化的安排。但是说弥补赤字的这个来源如果是公债，这个公债在弥补赤字之前，它拿到的这个资金应该是比弥补赤字的规模更大，多出来的部分做什么去了呢？就是要支持一些政府认为有必要以这个资金去支持的建设项目，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还有就是年度借新债还旧债的还本，如果没有别的来源也要用这个公债去支持这部分开支。所以，在弥补赤字之前，它要考虑的就是公共工程项目的开销，年度还本的开销，再加上弥补赤字这个开销。所以，这个公债资金使用结构里就可以分得出来了，哪些是用在了公共工程上，哪些是用在了还本上，哪些是用在了赤字上，但是一旦说到赤字这笔钱到底支持了整个财政支出盘子里的哪一块呢？其实说不上来的。整个支出盘子里有我们改善民生的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有我们在特定情况下还不能说政府完全不介入的一些重点的工程建设，包括以一部分资金支持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等等，所谓建设性的一些开支，还有就是维持整个国家机器、各级政府运转的财政业务术语叫“人吃马喂”或者叫做“维持费”的这些开支。所有这些开支你说以赤字拿去补了哪块呢，我觉得就没法说了。它是补了所有这些开支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盘子运行的资金缺口。
张琳：有网友会说，会不会又去对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基建项目进行一个拉动，到底这个大中小企业能得到多少，现在是不是还不能确定？
贾康：如果说赤字使整个盘子可以顺利运转的话，它既支持了这些项目建设，也支持了企业这方面会感到有好处的减税降费，减税使财政收入不是更欠了一块吗？欠的这一块以赤字来补上，它们都有关联。应该说方方面面是牵一发动全身，是在一个大盘子里。
张琳：那咱们就赶快来说说这个特别国债，因为我们现在实时互动的好多网友都在问特别国债的问题，这次提的特别国债为什么大家感兴趣？因为大家会发现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三次发行特别国债，前两次是1998年和2007年，1998年和2007年大家可以想到，都是两个有所特殊的年份。所以，到2020年我们遇到了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再次要发行特别国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时点的选择，我们寄希望于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效果？
贾康：今年这个局面如果用一个汉语里的表述来说，我觉得可以称为“非常之时”，本来就是我们经济下行过程中碰到了速度下行压力比较明显、还有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一些挑战性问题，而又有了这个突如其来造成巨大冲击和损失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特定的不良事件。那么合一起，这就是整个中国经济运行受到了急剧下挫的不良影响，而且虽然我们本土上已控制住了基本的局面，但是国外的情况可是压力越来越大，整个全球化的局面下，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这种互动，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大的产业链上，那么这些影响对于中国的冲击非同小可。所以，合在一起这个非常之时，就一定要有非常之策，这个非常之策在财政更加积极这方面就考虑到了你刚才提到的历史上曾经两次也有“非常之时”背景特征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和世界金融危机初期的这两个年度，我们都有特别国债的发行。
特别国债它特在哪儿呢？它就是不走常规的那个国债路径，它并不纳入我们每个年度原来口径上财政对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的国债规模控制统计口径之内，它要另外列一项，在这个常规的国债之外，特别就特在，它有特殊的一些资金来源的考虑和账目处理。我印象里比较深的，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非常明显的情况之下，朱镕基同志在1998年的两会上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然后很快看到统计数据不对头，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以后，他觉得要有非常之时的非常之策，就下决心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这个长期建设国债还是我们现在说的常规口径里的国债，同时他又有一个2700亿的特别国债发行的安排，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当时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是说中国最主要的银行机构工农中建技术上已经破产，就是它们的资本充足率不够了，按照巴塞尔协议，这个资本充足率不够，技术上破产，那么整个银行系统的信誉度就不值得让市场人士有好的预期。那么，言下之意，中国的情况就非常危险了。我们在考虑到跟国际社会的这个巴塞尔协议要有对接这样一个必要性之后，就以长期建设国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专列的2700亿特别国债的方式，取得这笔资金，然后给工农中建补充资本金。补充资本金时是把这4家都算好了，让它们能达到巴塞尔协议那个标准，那个资本充足率我的印象好像是12%。达到这个标准了，那么中国主要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这样一种说法，就不攻自破。这个2700亿的资金，很多朋友就会问，它到底怎么挖出来的？最简单的说，我的理解就是当时工农中建自己有大量花不出去的存差，它们吸收的存款在它账上趴着，经济下行，预期不好，这些市场主体不敢从工农中建那儿取得比较多的贷款，这在他们业务上称为大量存差趴在那儿。这个特别国债就是从他们的存差里切一块出来，切出这2700亿，然后又把这钱分别打入这四家银行自己的资本金账户。有的朋友说这不是变戏法吗？这个理解呢有点意思，但是它每一步都是符合国际规范的。这个特别国债的期限比长期国债还长，我的印象里是30年，这个钱从它们账上划出来是以购买国债、但是特别国债的方式，意味着以后这个钱还要回到工农中建的。这个钱给财政拿到以后，财政作为我前面说的以政控财的这样一个国家政权体系里理财的管理机构，它可以动用这个钱打到工农中建（这是国有控股银行）的资本金账户上，给他们充实各自的资本金，这个环节也无可厚非。这些钱打到资本金账户以后，使它们的资本金充足率马上就过关了，这不是在跟国际惯例对接无可挑剔地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吗？那么这个钱转了一圈，实际上增加的是什么呢？我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于我们中国公共部门广义负债率里的一块可用空间，我们把它用了，增加了对这个公共部门广义负债率空间的占用率，用了一块这个空间而已。它会带来什么风险？怎么思量都没什么风险，因为我们这个公共部门负债率还相当低，我们用了这一块，30年后还本的时候，这2700亿就不算什么钱了。当时是一笔大钱，而现在我们说起来，已经是几万亿几万亿的安排，里面谁会说2700亿会造成多么大的压力呢？整体上说，我们用的国家信用，把这个事儿做得每个环节都符合规范，但实际上就解决了一个现实中间的大问题。那么跟着就要说一句，这种特别国债管理上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它不是常规国债的口径，它不计入我们前面说到的赤字率，它是特别处理的。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在哪一个年度里都去做什么可比性的考虑。我们原来说的赤字率的这个预警，可以按照常规继续比照，比如说参照欧盟签马约的3%，按我们的口径继续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可比地这样来掌握，比如今年3%再抬高一点儿，没有必要再换算今年还有特别国债，这个赤字率应该表现为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没有变化，它跟赤字率无关，这在管理上就有一个延续性、可比性，有这样种种管理上面的好处。我觉得“特别”这两个字特就首先特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般的国债。
张琳：你觉得今年这样一个情况下，特别国债到底它目的是用来做什么的？显然我们已经不存在银行体系的这样一个流动性的问题了，我也看到有专家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特别国债是不是应该用来更多促进消费？
贾康：这个方面就有点我的不同意见了。我的看法，特别国债拿到资金以后，放在第一位的还不能想怎么直接去支持消费，放在第一位的应该还是对应于建设项目，现在中央特别强调的新基建，跟这个特别国债应该形成对应性，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消费当然也要注意，消费总体来说，它是被经济生活中间的活力和市场上相对普遍的向好预期能够带出来的老百姓的有支付能力购买力的释放。你要说只讲消费，刺激消费，一时能见效，时间长了一定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为消费的那个资金来源是什么？是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的收入靠什么呢？要靠经济生活中间有活力，有可持续性，而经济生活中的活力和可持续性源头上是什么？是投资和有效投资形成的资本，以资本形成支持的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升级发展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是在逻辑上讲不能放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关系：以有效投资，增加经济活力，增加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形成可持续性，带动着老百姓收入增加，老百姓预期向好，老百姓敢花钱，老百姓的有效支付能力的潜能表现为市场上消费活动的活跃。当然政府在这里面，如果以咱们后面还要讨论的消费券的形式加一把劲儿，也是可以考虑的，但这一定不是主打的事项，今年如果有这种特别国债成规模的发行，说拿来就是给老百姓发消费券来支持消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关系。
张琳：明白。那您刚才其实说到，您觉得更倾向于它还是做无论传统基建也好，新基建也好，还是这个方面的拉动，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次也提出了地方债的这样一个使用，其实有人在说那地方债不是应该来拉动传统基建的吗？这相互之间它们的功用不就重叠了吗？
贾康：有一些地方可能会重叠，因为地方债前面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专项债在加快它的发行进度，专项债是做什么的呢？是一个一个确定了的项目，资金要戴帽下达。所以，它叫专项债，这些专项债对应的项目都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但如说这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里，完全是旧基建那可未必，有些新区，增长极区域，已经在项目上就包含着新基建的内容了。那么在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以后，我觉得更多的重点，要放在主打新基建这个支持我们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投资事项上，但你也不能说它一点就不涉及到旁边的一些什么老基建，因为这些新基建可能在物理形态上跟旁边的传统基建是打成一片的。比如我们设想，中央强调的支持5G的这样一套硬件设施的建设，它集中在一个新的开发区，这里面还有数据中心，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等，这都叫新基建，但是这个开发区它一旦成了气候，周边的房地产是不是会顺应着进入一个跟着发展的向上的发展过程？这个一般配套的这些房地产，以及架桥、修路等等，被人认为是老基建，却不能否定它们有其重要的不可缺失的配套作用，那么资金上哪能截然划开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发展事项一刀两断，专项地方债就只做老基建，特别国债就只做新基建，可能做不到这样截然分明。基建投资便可能会带动着周边的一些项目跟进，跟进的时候也不排除调剂使用、结合使用，有的时候是拼盘项目，有的时候是打包项目，这些事情总体来说是形成一定的重点，是在各个具体的场景下要有它们一定的协调配合，甚至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我觉得这可能是实际生活中间要发生的一种情况。
张琳：明白。有网友就说，特别国债的发放对于资本市场是不是重大利好啊？
贾康：对市场预期而言，它是抬高市场预期的，原来市场上预期不好，大家都不敢动，一看特别国债发行了，我们新基建设要带动经济发展，我们整个经济景气得到向好支撑了，预期向好了那么大家一般的投资也就胆子更大一点了，更敢投了，老百姓跟着也就更敢花钱消费了。总体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国民经济所说的值得肯定的相互影响、良性循环。
张琳：传导。
贾康：对，有很多事情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但是这里面当然有主导的因素，政策主打的方面，这也是不能否定的。

张琳：刚才有网友说今天感觉讲得好学术啊。
贾康：那咱们说点不那么学术的。
张琳：对。我们来说点接地气的，就是这个消费券的问题，刚才贾老师也说了，消费券在上个周末也是大家讨论的重点话题，包括我们看到南京、杭州都发放了大量的消费券，其实就是因为很简单，疫情期间大家都呆在家里，很难去进行一个消费场所的这样一些消费行为。所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20.5%，家电产品，昨天我们请到了董明珠女士，她说他们受冲击是最大的。的确，家电产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30%。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关于消费券的新闻，我们也梳理了一下最近半个月时间，广西、贵州、河北、安徽、四川等省份，还有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等城市都出台了相应的措施。不完全统计是截止到3月27号，大概有16个省份发放了总数超过42.73亿元的消费券，大家说这是向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或者向全体居民来进行一个撒钱的行为，但是其实也没那么简单，我们看到现在各地政府和企业是合作来发放消费券，就有点大家AA制的感觉，大多数采取的是政府搭平台到电商平台、到商家、到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框架形式，财政出一部分资金，电商平台或者支付平台再配套出一部分资金，然后对大家的消费行为进行补贴。大家可以享受一定的消费补贴之后再重新去进行这样一个正常的消费。
其实这个事儿争议也还蛮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一个方式到底能不能真正促消费，我想听听贾老师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上其实像杭州，比如2009年的时候，也发放过消费券，所以，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举动，您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样一个消费券的发放形式到底应该怎么看，它能不能真正起到它应有的效果？
贾康：大家现在把它称为“消费券”，咱们说它是个模糊概念，有一些学者理解的那个消费券，如果说是以政府作为主体来发放的话，它是那个你前面已经提到的有先例的概念，就是政府给社会成员撒钱，并不直接涉及商家什么事儿。我现在看到的信息，咱们现在多地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推出的累计47亿元以上的消费券，它并不是政府直接把钱花出去，撒出去，更多情况下是政府掺合进去给点补助，而且有些地方的发放形式只是对社会特定成员，它是大家要参加摇号的，带点彩票娱乐这种性质，具体在不同的消费事项上，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技巧上的设计。我看到像这种类型的所谓消费券还不如称为政府补助式的商家促销，即商家它促销的同时政府加进去给了一些补助。这可能符合很多现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案例。
张琳：所以不是真正意义的消费券？
贾康：它在概念上如果抠一抠的话，还不是政府自己作为一个完全责任主体来安排撒钱的那个消费券，原来的一些先例我是不是可以多说几句？
张琳：可以。
贾康：这样给咱们的朋友们增加点印象。这种政府自己把钱拿出来撒出去的事情过去出现过多次，我的印象中，前些年台湾就搞过，它说可以给每个社会成员发几千台币。我当时听了以后，还觉得不以为然，我说你这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呢？台湾有的人很富，有的人很穷，你每个人头儿都发这么几千元，当时报道出来，包括那时已经犯了事儿关在大牢里的陈水扁，也领了这几千块钱。我们从财政政策上来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这种按人头每人固定一份发钱撒钱的方法，它的政策效应不会太好，特别需要你雪中送炭的人拿到一点钱，本来没必要由你锦上添花的人也跟着一起搭便车也拿钱。所以，我们当时对这个评价不高。但没想到这个事情因为它很简单，管理上成本很低，反正有多少人很容易认定，别的地方就愿意也跟这个仿照着来。后来有个印象很深的是咱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它前些年因为它的赌博业很有特色，有了一个它的我们可以称为“结构调整改革”，给好几家发了执照，这几家都非常积极地在澳门新建赌博场所。据我所知有一个金沙，那是美国背景的，建成非常豪华的一个赌场，8个月就收回投资，这一年下来，后面4个月就净赚钱了，一般人想象不到，怎么会这么赚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大陆开放有“一日游”，什么“自由行”，很多大陆的游客跑到那儿进了赌场去参加它的赌博活动，这样一来，澳门政府对于赌场抽的税是很重的，收入迅速上升，到了年底盈余非常多，那怎么办呢？给我们澳门每个人发一笔钱，那个数量还挺可观，当然就有点皆大欢喜了。
张琳：分红了。
贾康：政府撒钱，把这个年度的财政收入的盈余花掉一部分，也可以称为“发红包”吧，这红包来自政府，没有商家一分钱，全是政府金库里的钱拿出来发的这个红包。要把这个方式称为“消费券”，它也是很容易定义的，完全是政府掏钱出来做的事儿。类似这个事情香港也有，新加坡好像也有。美国现在明确表态，特朗普总统说他要准备给美国人发这种钱，跟商家没关系的，一个大人一千，一个小孩五百，如果四口之家两个大人两个小孩，那就发三千。
张琳：他有一个年收入的限定，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个人和低于15万美元的已婚夫妇。
贾康：这就有别于我前面提到的台湾和澳门的案例了，按我们说，这个政策设计更合理了，但是管理费用上会高一些，因为你得去甄别，但好在美国的信息系系统多年来已经相当成熟，它的那个个人所得税信息系统内，可以相当清晰地掌握各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所以，这就是适合美国国情的一个设计了。
那么咱们再说说中国本土，中国本土有没有过这种先例？局部有过。东莞在前些年曾经是完全用政府自己出钱，要给他那边发这样每个人头一笔的红包，他当时不叫消费券，但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理解的消费券概念可以打通。他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也是按人头不加区分，但对这个人头怎么认定？考虑来考虑去，说是东莞户籍的人可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麻烦，东莞的地面上…
张琳：有很多人不在东莞却有生产经营活动和常住。
贾康：对东莞地面上户籍人口多少？当时一百万出头，东莞地面上实际的常住人口是多少呢？接近一千万，它那个地方就是珠三角典型的超常规发展起来的区域，原来一个县级单位，迅速成为一个地级市，但是一个很特殊的不设区的地级市，下面还都是若干个镇。它里面的户籍人口占整个常住人的比重，可能也就1/10多一点，你如果只给这1/10的人发这个钱，那你东莞政府的这个钱是体现了什么样的政策效应呢？一般来说，最需要得到扶助的是在东莞地面上俗称的所谓“打工仔、打工妹”，这些人没有户籍，但他们是低收入阶层或者低中收入阶层，或者相对来说弱势群体比较多的阶层。按道理来说，我们一般总觉得你这个钱如果说是平均发放的话，也不好把这些人都排除到外面去，你如果把他们排除了，你只给有东莞户籍的人发，那就想不明白了，那等于是给一般境况比较好的东莞户籍的这些人再锦上添花一下，那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呢，是吧？这个事情当时东莞做出设计以后，就有这种议论，后来也没什么可重复性，我没有听说别的地方还敢再按东莞这样来设计，来做什么发红包撒钱的事情。
现在回到前面咱们讨论到的这47亿元的发放，对于整个中国消费的全社会商品销售的总盘子来说，零售总额多少万亿来说，它这还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零头。
张琳：但它会有关一个乘数效应吧？
贾康：对，有点乘数效应。
张琳：我看到2009年杭州那次有一个计算说它的杠杆系数达到了15倍，也就是它发放了10亿的消费券，增加了155亿的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贾康：它那个说法是依据什么，我现在没有印象，是不是说得有点夸张，我想不出来什么东西能放大15倍。从现在说到的这些事情，有些什么特定的有电商平台要受益，老百姓在这里面可以得到优惠的价格，还有什么信息费，什么健身娱乐费，餐饮费，培训费，看不出来有那么大的放大效应。如果说在这方面大家再因地制宜多做一点儿，也未尝不可，但是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政府直接来做那个事情，它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所以，我前面那个概念再重复一遍，政府只是在这里面给商家的促销，做了一个补助。
张琳：我们有很多网友在问，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你要直接发钱，14亿人每人能发多少呢？但是似乎听您说在中国发消费券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还有人说发消费券比现金好，不会发了钱存银行。你看您刚才说到美国的方式，包括英国前段时间说要给因为疫情无法开工的各行业的员工补贴工资的80%，上限是每人2500英镑。最新的是26号印度也公布了一项总额1.7万亿卢布，大概人民币1600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它用于向低收入人民群众发放现金，还有大米、小麦等粮食，包括再往之前，澳洲也是会给退休人员和失业公民为主的600多万福利金的接受者提供一次性750澳元的现金资助。究竟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选择发放消费券的方式还是发放现金的方式，您觉得最合理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贾康：要我说，如果我们动这个心思的话，可以借鉴一下美国过去一直有的给低收入社会阶层发配给券，其实也就是消费券，它被称为“coupon”。我在1988年到1989年，在美国做一年访问学者，我就注意到这个场景，你到超市里会看一些手里拿着厚厚一沓子coupon的人在超市出口结算，购物车里堆着多少多少牛奶、鸡蛋、面包等等，很多是多子女家庭，往往看到这个母亲后面带着四五个小孩一块跑这儿来购物，这个“coupon”作为消费券它的好处是什么？政府按照他掌握的各个家庭收入数据，在低于一定标准的这个对象群体里发coupon这个消费券，就是使他们这些人拿到以后，不可能形成新的储蓄，也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情况，比如如果是发的现金，有些低收入阶层的人掌握不好可能拿去喝酒了，三顿五顿喝酒喝得醉醺醺，没有达到改善他们生活境况的实际政策目的，甚至有人拿去赌博，当然，还有说得更难听一点，有的人可能中了圈套被人家拉集资骗走了等等。
张琳：发现金不合适。
贾康：发现金容易出现这样的扭曲，就是我们现在行话说的叫“绩效不高”，管理成本很高。怎么样防止这些情况发生呢？干脆就是发这种配给券，你拿这个券以后，进超市可以当钱使，买牛奶、面包、鸡蛋，但干不了别的。这样一来，这个政策的效应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落在给这个政策扶持特别看重的低收入群体的头上了。那我觉得如果今年中国要政府撒钱来干这个事儿的话，是不是可以借鉴美国这种经验。
张琳：所以，您说的目标是应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而不是广泛的去撒钱。
贾康：我认为在中国，特别我们总体人均财力还相当低的情况下，财政已十分吃紧的情况下，所有成员一起撒钱，马云也一份，我也一份，你也一份，可能不太必要，或干脆说，没有必要。
张琳：可是现在这种消费券的形式，其实恰恰减轻政府一部分压力的同时，把企业拉进来一块儿把这个蛋糕做大，不是挺好的吗？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经济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因为消费现在是三驾马车中的大头，其实一方面如果我们说低收入群体做好保障之后，接下来这些可用于消费的这样一个群体扩大，应该也是我们现在推动经济恢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吧？
贾康：对这个方面可以兼顾，但我不觉得是重点，因为我们这么多要解决的事情，低收入阶层有些还真的是需要进一步提高低保标准，或者使他们的境况得到进一步好转，我们全面小康最后一年还要把剩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这个事儿做实，需要花钱的地方在中国还要很好精打细算，财政要过紧日子。在这样一个综合考虑之下，我如果作为研究者提建议的话，我是把这个按人头普遍撒钱方案加以排除的。我认为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有所动作的话，还是应该考虑区别对待，这是更合理的一个政策设计。低收入阶层当然在中国过去管理上就有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享受了低保，实际上他还有高于低保的收入来源，这个情况我们也不否定，但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了，低保骗保这种名不副实的一些情况，比开始的时候还是明显得到了抑制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的主张是宁肯再花一些管理成本，如果要撒这个钱的话，还是应该区别低中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以上，至少分成两块。这就有点借鉴美国它这一年的政策设计了，中等收入水平线以上的人就算了，你就别享受这个政府撒钱的好处了。从全社会来说这样是更合理的。当然，根据区域特点和阶段性要求，做以政府补助的鼓励消费，也可以兼顾。
张琳：对。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这个话题显然是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有网友说，其实能消费的人不给钱也能消费。还有网友说很多低收入群体可能他还不习惯网购，给实物可能更实在。也有网友说给湖北省来发钱。其实，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看消费券，像南京、杭州，都是财政实力应该说很雄厚的一些城市吧。
贾康：比较强。
张琳：对，没错。所以，各个城市不同的政府之间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政策的趋向吧？
贾康：那肯定是区别的。各个地方政府有各自的不同的考虑，这么大的中国很难要求说这个事情就是中央定一个方案大家一刀切式去处理，我觉得那可能并不是好办法。
张琳：那些拿不出钱来的欠发达地区怎么办呢？
贾康：财政上有一个“转移支付”的概念，就是中央它要考虑以自己可用的财力更多地去支持这些欠发达地区，这是这些年来一直在增加力度、改进方案，让它做的更加合理、更加优化的。在当下这方面显然还要做更多的转移支付的努力，来扶助欠发达地区，来扶助低收入阶层。
张琳：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在说消费券，其实大家还是很关心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有网友杨明丽就说，老师，现在中小微企业拿不到救助的钱，怎么才能雪中送炭呢？盘活大量吸纳就业的中小微企业该怎么做呢？
贾康：是的，中国如果说小微企业，是咱们企业总数现在一亿出头里的绝大多数，中国现在有关管理部门注册在案的企业法人一亿出头了，其中真正的大型企业充其量几十万家，中型企业多一些，可能也就几百万家。所以，九千多万以上的市场主体，都是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你要说政府一家一家地要去给它支持，实话实说做不到，政府在重点地支持一些大企业，对于全局来说，有特别必要作为有支撑意义的重点支持对象旁边，那么对于中小企业它开始有一些带有普惠性质的优惠，比如说企业所得税，中小企业叫减半征收，你只要是中小企业那么都享受，而对于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叫“简易征收办法”，根本就不计较你那个应纳税所得额了，一般情况之下，一年的营业额达不到多少，就干脆一个子儿不收了。这些就带点儿普惠性质，来扶助小微企业。现在这个疫情出来了以后，小微企业是最困难的了，你想想这些餐饮哪，旅游服务啊，包括一些家政服务，根本就没法开展业务了。
张琳：是。
贾康：那么怎么办呢？
张琳：他们怎么能直接拿到钱呢？
贾康：我看到信息是说，现在各个地方政府要注意，中央层面安排银行体系发的优惠贷款，开始是先救急，支持重点企业，后面跟着说，就要让这些优惠贷款在财政贴息的情况之下，惠及更广大的小微企业。我们在不同地方政府辖区之内的小微企业，就要注意自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公布的这个方面信息，什么时候有可能了，在我们自己所处的地方辖区之内，积极向有关管理部门的管理环节，去申请得到这种优惠的贷款。这个贷款是财政贴息，等于财政跟货币政策来配合，货币政策更多调总量的同时，财政以贴息的方式来定向地体现资金用途结构优化。各个地方办理这种对于小微企业的优惠贷款进度如何，规模多大，可分到某一家企业里有多少，实话实说，千差万别，这里面一些偶然因素起不起作用？肯定有些偶然因素，但是小微企业的朋友们，就要积极注意自己所在地方政府辖区之内的相关信息的公布，及时去找到这个管理环节，申请看看自己能不能得到这种优惠贷款的支持。
张琳：是。还有网友说装修行业也是这样，有网友说，说多了都是泪啊。
贾康：是，太难了。
张琳：这个时间点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很难熬。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您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在当下个时间点，您是不是觉得财政政策是尤为重要的？
贾康：可以这么说。
张琳：根据我们我们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发布的这些措施，您觉得财政政策用出了洪荒之力吗？接下来还会有加码的空间吗？
贾康：现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作用咱们也要充分肯定，货币政策要更多体现它的灵活性，体现它在服务全局的大的取向之下，在降息降准的通道上，应该有所谓“相机抉择”、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些动作，但是货币政策总的来说它调节的是银根的松紧，流动性的高低，它是一个总量调节，有更多货币可以在市场上发挥媒介作用的旁边，财政政策确实就如你刚才所说，它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了。因为财政政策除了配合货币政策在总量上给经济升温的旁边，特别要注意它可以更多地考虑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它在结构优化这方面的功能，一般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货币政策你不能指望它发挥很多优化结构的功能，顶多做点定向降准，这就是它已经竭尽全力了。而财政政策方面如说用洪荒之力，还有空间，在货币政策进一步的降息降准通道里相机抉择操作的旁边，财政政策在适当提高赤字率、加快地方专项债的筹资、以及要准备出手有重大影响的特别国债等等事项的时候，在运用资金的支出方面，就要更多的讲究。咱们前面说到的那个称为消费券的方式，各个地方可以有区别地来做，也是作为选项之一；在投资、消费的结构优化这方面，财政政策要更多担当主力政策的功能作用，它的主力型的优化结构的政策功能，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洪荒之力要更多体现财政政策怎么样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间的结构优化，支持我们的高质量升级发展。这个我觉得原理上是相当清晰的。
当然，具体掌握呢，就还得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定制化，为什么呢？货币政策它是一个垂直系统，比如央行规定的基本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全国都得按照这个规则来；政政策它就不一样了，财政它是分级的，中央，省，市县，各个财政自己特定的层级上面，它可给出必要的一些区别，中央当然是最高层，往下到了省，到了市县，都有分权的概念——分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自己的政策的弹性空间，有自己在大的取向之下优化结构这样的职责和你发挥创造性的必要。财政政策在分级财政框架之下怎么样做好这种各个地方辖区、各个层级上定制化方案的设计，这就是一种考验了。我是觉得这种定制化的方案，不可能是按一个模子、一个特定的设计到处去套的，一定要在每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力求体现出因地制宜，高标准，高水平，总体上要符合中央的现代化战略，优化国家治理，在具体的设计上和执行上又要有积极的建设性和创造性。这个挑战性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一种挑战性，我们必须在这方面积极总结经验。特别在这时候，不要陷入一种思维，就是什么地方有了什么办法，我们拿过来照着做，照猫画虎，这个效果一般不会好，各个地方政府的差异性还是相当明显的，一定要有定制化的尽可能高水平的方案设计。
张琳：好的。谢谢贾康老师，应该已经有一个小时10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海洋之星就说贾院长的逻辑性好强啊。大家觉得今天特别涨知识。
贾康：是不是太学术了，刚才已经有批评之意了，不好意思。
张琳：刚才有人说了今天会有点学术，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么多天的这样一个直播，我们尽量精选当下的一些热点话题，大家最感觉兴趣的或者对经济发展运行最重要的一些话题，我们也希望请到这个话题最适合的嘉宾能够和大家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给大家把这样一个问题讲透。虽然可能会有些学术，但是我们说经济嘛，本来就是会有一些枯燥的，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听进去的话，会发现这个里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优化我们看问题的一些角度和观点。再次感谢贾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您说晚安了。
贾康：谢谢张琳，谢谢大家！
（贾康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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